【环球时报报道 记者 邬杰 刘雅婷 张妮】编者的话：为期5天的第三十二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（以下简称BIBF）近日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落幕。本届BIBF累计吸引来自82个国家和地区的1700多家展商参展，集中展示中外图书22万种。近30万人次入场参观。截至书展闭幕，本届BIBF共达成中外版权贸易协议（含意向）2835项。本届BIBF期间举行了第十九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，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获奖者，他们致力于通过创作、翻译、出版关于中国的精品图书，向国际社会传播中国文化，展示中国形象。《环球时报》记者采访多名获奖者，听他们讲述自己与中国文化的不解之缘。在著名作家余华、刘震云专场活动中，记者则捕捉了他们对中国文学新图景的最新思考。

“我”与中国文化的不解之缘

额格希格：中国当代发展理念值得介绍给蒙古国读者

作为长期从事中蒙图书互译和中文推广教学工作的学者，蒙古国国立大学科学艺术学院亚洲学系副教授、蒙古国汉学家理事会理事额格希格著有《茶叶之路》《中国文化史稿》，译有《我的伯父周恩来》《火印》。谈起自己与中文结缘的经历，额格希格告诉《环球时报》记者：“1986年，18岁的我刚进入蒙古国国立大学学习。按学校规定，一年后需要选择一门外语，于是我选择了中文。”1987年，额格希格正式开始系统学习汉语，并由此打开了了解中国文化的大门。

早年额格希格主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，尤其喜爱唐诗、元曲，后来逐渐将兴趣转向中国现代文学。鲁迅、冰心、铁凝、曹文轩等作家的作品都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。几十年的学习与研究，让额格希格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深厚感情。在她看来，中国文学拥有独特的魅力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中国人民真诚友善、值得信赖。“我有很多中国朋友，他们带我了解了许多中国文化。”

谈及未来可以向蒙古国读者介绍哪些中国著作。额格希格认为，一方面，中国古代思想经典值得继续翻译传播；另一方面，中国当代的发展理念和治国理政思想同样值得介绍给该国读者。在她看来，中国古代思想与现代发展是一脉相承的，“理解中国，既要了解其深厚的文化传统，也要关注其当代实践。”

潘维廉：“变化这么快的中国，几辈子也看不完”

与译介中国文学作品的其他获奖者不同，在中国生活了近40年的厦门大学美籍教授潘维廉热衷于走访中国各地，用自己的视角向世界讲述他在中国的所见所闻。如今，潘维廉已出版近30本著作，包括《我不见外——老潘的中国来信》《中国八万里——老潘走神州》等。

在潘维廉看来，普通中国人的故事比宏大的叙事更能打动人心。谈到自己为何留在中国近40年，潘维廉将原因归结为“人”。1988年初到厦门时，他原本只打算停留一两年。尽管当时生活条件并不优越，但中国人的热情、乐观和真诚深深吸引了他。这些年，潘维廉也采访过许多长期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。他发现，吸引他们留下来的原因往往与自己相同。

最近，潘维廉正在沿着长征路线拍摄纪录片。在他看来，这趟旅程不仅是一次对历史的回望，更是一次对当代中国奋斗精神的重新发现。一路上，最让他印象深刻的不仅是历史遗址本身，还有今天在平凡岗位上默默奉献的人。在宁夏，他采访了一位被当地人亲切称为“粉红兽医”的年轻女性。为了帮助农户，她常常免费出诊。拍摄当天，潘维廉跟随她走访偏远村庄，她一直工作到深夜，只为完成6户人家的诊疗工作。这些路途中的故事让潘维廉联想到长征精神在今天的延续。

目前，潘维廉在同时撰写4本新书。他说，未来自己会继续写作、继续行走观察中国，因为“变化这么快的中国，几辈子也看不完”。

高伯译：《孙子兵法》给西班牙人带来诸多启发

作为西班牙格拉纳达大学翻译与口译学院终身教授，高伯译长期致力于向西语国家译介传播中国古典典籍，翻译作品30余种，其中包括《孔子选》《诗经》等。高伯译观察到，伴随中国国际地位稳步提升，西班牙社会各界普遍意识到了解中国的重要性，大众对中国的求知热情显著上涨。

他表示，当地学生十分喜爱阅读中国古典典籍，“最受欢迎的中国古典作品要数《孙子兵法》。书中蕴含深刻的哲思，给我们实现理想目标带来诸多启发。在当代文学作品里，西班牙读者对刘慈欣的《三体》抱有浓厚兴趣”。

当被问及将中国文学推荐给西班牙读者面临的阻碍时，高伯译坦言主要分为两点：一是西班牙读者长期阅读欧洲、美洲本土文学，形成固定阅读偏好，对东方文学的接受门槛天然更高；二是西语译本总量仍有缺口。近十年中文作品西译数量虽大幅增长，但整体存量依旧不足。

不过，放眼未来，高伯译对中国文学在西语世界的传播前景持乐观态度。“中西两国各领域往来持续加深，西班牙民众对中国各类优秀文化成果的认知度不断提升，文学也包含其中。”

胡韦登：将中国文化纳入阿联酋高校课程十分关键

“中国拥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、底蕴最丰厚的文明之一，漫长的历史长河中蕴藏着无穷智慧、充沛创造力、坚韧的民族品格与动人的故事。”阿联酋作家穆罕默德·穆萨·穆罕默德·本·胡韦登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谈及他眼中的中国故事，“这些故事值得被世界分享，不仅因为它们是中国的文化瑰宝，更因为它们丰富着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财富。”     

作为阿联酋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院长，胡韦登主要研究中国与中东地区、中国与海湾地区关系，并著有《中国与阿拉伯和海湾关系》《鹰与龙：中国与海湾关系从陌生人到伙伴》。此外，胡韦登还积极推动中文课程纳入阿联酋大学教育体系。他表示：“当下将中文、中国文化相关内容纳入阿联酋的大学课程十分关键。中国是国际体系中的重要力量，想要认清当下世界格局，就必须深入了解中国。”

余华、刘震云眼中的文学“真相”

因为举行著名作家余华、刘震云各自的专场对谈，本届BIBF的会议厅座无虚席。《环球时报》记者在现场发现，两个专场中，很多年轻观众不时拍照录像，还有很多人带着余华的《活着》、刘震云的新作《咸的玩笑》，等待活动结束后签名。两位作家虽然创作风格不同，但都关注并回应了当下的热门文学话题：中国文学国际化、AI能否取代作家等。

17日举行的“余华作品译介展”上展出了50余种语言、250多个版本的余华译介作品及其获得的国际奖项与荣誉。谈及中国文学国际化，余华在访谈专场活动中坦言，“我十几年前去土耳其参加书展，当地工作人员告诉我，土耳其读者因为莫言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才开始接触中国文学。中外读者了解彼此的文学，竟要借助第三方桥梁”。但近十年来，中国文学的海外版图发生了很大变化，依托“一带一路”文化交流通道，余华的作品陆续走入哈萨克斯坦、斯里兰卡等中亚、南亚国家，塞尔维亚等东欧国家也逐步引进译本。

刘震云对文学国际化有着另一重体悟。21日，作为BIBF阅读推广形象大使，刘震云与小米集团创始人雷军围绕“文心与匠心”展开了一场跨界对话。在刘震云看来，当文字被译成30多种语言，不同民族的读者对同一故事会生出截然不同的解读，而这些解读很可能变成下一部作品的创作灵感。

面对当下热议的“AI能否替代作家”，二人都提到了一个关键词：原创力。余华认为，机器很少犯错，而人类的真理大多诞生于试错与失败中，在挫折中摸索的原创力无可替代。“《许三观卖血记》结尾那句经典台词，是我偶然听见路人闲谈受到启发写出来的，这份独属于人的生活捕捉能力，AI无法复刻”。刘震云则认为：“AI能模仿我的《一地鸡毛》写出《一地鹅毛》，模仿《我不是潘金莲》写出《我不是西门庆》。但文学创作最珍贵的是面向未来的原创突破，作家的新作往往要跳出过往风格，尚未成型的创新，AI如何模仿？”     

对于深度阅读在碎片化时代的意义，余华认为，短视频可以让人快速“知道”各类新鲜事物，深度阅读能让人静下来思考。刘震云则分享了一个故事。最近，他在一家小店吃早餐，一个外卖小哥取餐时认出了他，于是从外卖箱里取出了正在看的《咸的玩笑》请他签名。“外卖小哥说，我的小说和生活很像，但也不像。因为生活中总是事裹着人往前走，来不及思考，但在我的书里，每个事为什么发生，人物为什么这么做，都说得清清楚楚。”刘震云感慨道，“文学的底色一定是哲学，文学的作用绝对不是让你看见一个故事、一个人物，而是让你看到被生活落下的道理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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